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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肖：记得要集中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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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加密谷直播
周小川，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首席代表。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周小川做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系列讲座时的发言实录。
其次，今年5月8日，周小川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发表了一场专题讲座。虽然讲座是在脸书发表《天秤座白皮书》之前举行的，但理论分析也是适用的。
该发言未经作者同意，由加密谷编辑。
除非必要，保持作者原意，不可增删。
以下是作者的自述：
大家早上好。首先，我要感谢张志远春对我的介绍和司宪书记的讲话。我个人很感动。江多次邀请我与大家交流或参加活动，可惜我始终未能成行。今天，我很高兴终于有机会与金高学院的同志们交流。希望本次讲座能对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金高学院的发展起到一点作用。
我今天要准备的题目是FinTech(金融科技)，还包括BigTech(大型科技公司)以及金融科技与金融政策的互动。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许多新技术的出现。最近有两个热门话题。一个是脸书推出天秤座(Libra)，各界评论和研究很多。中国人民银行过去的大量工作和研究也与此有关；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eMoney的文章，主要讨论了数字货币和金融体系。
中国在国际上对金融科技的看法一直是越来越早的。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在上海交通大学金高学院十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实录。
中国主要金融业务体系及其特点。
第一，金融行业高度IT化。
FinTech对金融体系有重要影响，首先是支付体系。因为支付系统与信息技术关联度最大，也高度依赖信息技术。
支付系统的主要目标是：第一，追求效率，即在实现功能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成本。二是稳定可靠，因为涉及到钱，数量大。三是受宏观调控。支付体系涉及货币，应该服从宏观调控，而不是影响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20多年前有一种说法，认为金融行业其实就是IT行业或者说金融行业的IT成分非常高，尤其是支付行业。近半个世纪以来，金融服务基本上是由信息技术推动的，金融服务与账户信息和数据有关。从金融市场未来的交易来看，股票交易所、债券交易所、外汇交易所等。基本都靠它；同时，金融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之间的通信也是高度IT化的。就连贷款等传统业务也越来越依赖数据的支撑。根据大数据或结构化数据、数据挖掘等技术，判断贷款的可行性和风险溢价。因此，贷款业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数据处理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业和IT业的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因此，FinTech的出现和发展对金融业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从历史依存度来看，20年前，金融业是信息产业主要产品的最大购买者，包括IBM大型机、开放系统和网络设备。近20年来，w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FinTech的具体技术，供给方和需求方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需求方考虑的是金融服务，比如支付、各种金融交易、存贷款、理财等金融服务。科技或互联网公司作为供应商，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供应商往往需要推广某项技术或产品，会想尽办法推广以实现其价值，也会想尽办法推广以创造供给需求。
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区块链和DLT(分布式账本技术)出现后，供应商会宣称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革命性的变革，有时还会有鼓吹的成分。从需求端来说，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需求，不要被忽悠，对什么是颠覆性技术，什么是革命性变革，什么是持续进化，要有自己的判断。金融业一直是IT的大用户。仔细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很多新技术都是在原有的技术路线上升级，是一种持续的进化，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颠覆性的技术或革命性的变化。
二，我国目前主要的金融业务系统
新技术正在冲击、甚至改变和取代包括支付系统在内的传统金融业务系统。首先要了解现有的金融业务系统是什么样的，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由哪些技术系统组成的，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样才能发现下一步哪些系统将面临被升级、淘汰或替代的可能。
下面简单介绍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中运行的技术系统，这些系统应用了许多不同的IT技术。
以中国为例，中国既有针对大额支付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也有针对小额支付的定时净额结算系统。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不一定能了解是实时结算还是延时结算，因为金融机构会在其内部支付系统中办理净额结算后进入央行的中央清算系统。所以，这里有三个系统，它们的特点是主要由银行来实现。银行有交易准备金，并通过借记或贷记交易准备金来处理日常交易。虽然客户觉得是实时实现的，但如果背后涉及到跨行交易，就必须通过清算系统解决。
大多数国家重视大额实时交易系统和清算系统，由中央银行或公共部门管理。小额支付系统相对不太重要，可以由民众、央行或公共部门提供。这是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支付行业往往是从私人部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刚开始发展支付系统时，基础薄弱，往往由政府或央行快速推出，是比较快捷的方式。同样，征信系统也是一样的。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要是三家民间征信机构发挥作用。这些机构已经形成了高度的责任感，会考虑公共利益。其他小型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由央行或监管机构牵头建立征信系统。
另一个是跨境支付系统。大家都知道SWIFT(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这是一个跨境交易的报文系统。需要说明做什么交易，用什么货币，因为货币决定了用哪个国家的大支付系统，还涉及到汇率。SWIFT不应被直接视为支付系统。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使用SWIFT。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已经在国际上使用，也有了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即CIPS(中国国际支付系统)，该系统位于上海。
与信息技术和支付系统密切相关的是金融交易机构或平台。未来无论是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无论是eMoney还是Libra，都可能与交易系统产生巨大的联系。BTC和其他国家也建立了自己的交易系统。
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系统、上海外汇交易系统、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和黄金市场都与两个高度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密切相关：一个是交易平台，另一个是支付和证券登记存管。在证券交易中，需要知道有多少股票，在哪里，是什么品种，给谁分红，特别是在杠杆融资或证券借贷中，需要记录证券的借入和偿还。这些内容现在依赖于基于账户的IT(主要由IBM大型机支持)交易系统和两个重要的登记系统，即中国证券登记系统和中国国债登记系统。
天秤座要么是区块链的形式，作为分布式账本存在；或者需要一个存管系统来记录谁持有多少资金和证券。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交易越来越计算机化，交易者通过网络连接传递交易指令，速度非常快。理论上可以实现越来越快的交易，也就是高频交易。但是否从事高频甚至超高频交易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现在技术越来越好，更容易实现。有些业务不是技术上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有其他系统的考虑，要在支持实体经济交易和投机交易之间做出取舍。
除了上述支付系统和征信系统，还有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系统。支付系统必须与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系统相连接。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这些制度都是一个单一的制度，但又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传统金融基础设施业务系统的特点
这些系统中的哪些将在未来继续存在？会改变什么？什么会被取代？首先，有必要总结一下这些系统的特点：
1.它是基于账户的。无论是支付系统还是其他业务系统，比如交易所系统、证券登记系统，都是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宝和财付通也是基于账户的系统。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主张不基于账户，这个需要权衡。
2.它是完全实时交付和定时净额结算的结合。支付系统提供用户感知上的实时交易，满足各类机构高速经济运行和头寸管理的需求。而对于大量小额零售交易，完全实时交割的必要性并不那么突出，往往采用日终净额结算的技术制度。比如像工行这样的大银行，很多小额交易都是内部解决，跨行部分在进入清算系统前先内部冲抵，一般是在外部业务结束后分批解决。
现在有人在考虑未来是否所有交易都可以通过全实时交易系统处理。但是，这要考虑到目前金融业的经营状况。目前没有一家银行有实时的风险控制，每一秒都有对自己的实时风险判断和对交易对手的风险判断，每一秒都制定出新的优化组合策略。大多数情况下，每天上午召开会议，根据前一天的收盘情况、平仓后的基金头寸以及市场情况进行决策。所以有一个决策周期的问题，目前做的太高了。监管也是如此。以前监管的技术周期比较长。比如信贷进度监控，一个月做一次，月底根据数字进行监管。一些逃避监管的做法是“月中鼓胀”，月底再恢复。现在大量的事业单位实行了按日监管，每天都要报送会计报表。监管部门使用计算机技术等各种手段进行监管，未来也可能使用人工智能。总之，目前还不能实时连续提出监督意见。当前的业务情况决定了技术的选择。至于以后怎么发展，可以研究一下。
3.金融交易强调DVP(交割对付款)和PVP(付款对付款)。证券市场交易和外汇市场交易都必须强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稍有时间差，就会出现漏洞和清算风险。众所周知，金融体系中的机构有时会破产，比如雷曼兄弟。一旦破产，如果债券和支付不同步，就容易出现风险。以后无论是eMoney还是天秤都要意识到这个道理。如果在技术上使用分布式计算系统，则需要帐户数据的强一致性。
4.相应的安全措施。目前，帐户系统通常具有与互联网的安全隔离措施。例如，大型机系统有严格的通信控制器、授权和密码措施来访问网络。对于零售交易，有加密需求，可以在不同的环节增加加密，比如在支付工具、机具、支付信息传输等不同环节加密。例如，零售交易不应明确传达信息，令牌化和令牌传输应加密。另一个是防止对计算机存储和通信的攻击也非常重要。计算机系统一直高度依赖于通信。早期的金融系统都是依靠专有的通信系统，先是内网(Intranet)，然后利用互联网建立虚拟的内网，再更多的是在加密的基础上在开放的公共互联网上。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安全措施的技术也会不同。与账户系统的安全设置类似，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更强调加密。
5.可以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货币发行及其创新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后面讲到天秤座的时候会详细分析。
6.可以进行有效的微鲁棒性管理。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合规主要有两种。首先是跨境支付符合现行外汇管理和国际收支申报规则。从外汇管理改革的前瞻性来看，要知道哪些管理是必须的，哪些迟早要放开。二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所有大额交易都必须向反洗钱系统报告。经过处理后，可以筛选出可疑交易。人工智能技术可用于帮助识别和控制洗钱、地下钱庄、逃税和恐怖融资。从微观稳健性来看，要防止准备金不足、杠杆率过高，甚至导致资金链破产的连锁反应。所以微观管理也很重要，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试图绕过它。
这些基本上就是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的现状和特点。虽然任何制度都会过时更新，但也有一些人对现状没有认识，对创新妄加评论。应该说，对目前的操作系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新技术和传统技术的关系。
金融科技在金融政策中的一般考量
第一，既要保持对金融科技的宽容支持，又要清醒冷静。
根据上述理解，FinTech的金融政策反应的推论是：对新技术热衷，一般支持，宽容；但同时也要警惕防范系统性风险。第一，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供应商的宣传。有些人主张颠覆性技术和革命性技术。如果你反对他，你就是“反革命”。有时候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有时候是为了击退和打击竞争对手；当监管得到有效加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场舆论战。二是警惕寡头垄断。现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政企寡头垄断，有些BigTech是从科技起家的，当然也有一些是从其他行业起家的，比如油气制造商，巧克力制造商。因为BigTech要的是政策支持，政客需要这些机构提供投票支持，所以很容易形成特殊关系。第三，我们需要注意它是否会排斥竞争
第二，建立一个有限的、可回收的安全空间作为测试环境。
从金融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我们想提供一个不同于现行规则的可测试环境，强调这是一个有限的、受监督的、安全的、可控的实验环境。然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英格兰银行提出了监管沙盒，这个沙盒是有边界的。如果实验不成功，溢出效应基本可控。流回来的沙子可以很大程度上恢复，大家应该不会吃亏，但这两点其实都不容易做到。总之应该有这样的测试体系和环境。目前，为大型经济体的货币测试设计一个沙盒是一个挑战。
第三，依靠市场竞争择优录取。
新技术在特定领域的成功取决于市场竞争和优化。很多例子表明，很难说政府有远见，能选择最有效的技术；必须在市场的碰撞磨合中获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电动车，主管部门会想挑一个方向，集中精力去实现和推广，减少浪费。但实践表明，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政府未必能成为先知，还是要靠市场竞争来爆发。众所周知，有FinTech公司，BigTech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各种交易平台等。现在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保护消费者的环境。刚才已经提到BigTech的“赢者通吃”问题，政策要避免有失公平，妨碍竞争。
第四，鼓励FinTech真正落实普惠金融。
另一个出发点是强调普惠金融。传统金融服务普惠性不够，成本高，难以服务最偏远的基层。现在，金融科技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贫困、偏远地区和小额交易。但是，应该进行仔细的筛选，以确保普惠金融业务的真正发展。因为有人打着这个旗号在做别的事情，前几年国内出现了大量的P2P平台，现在至少有三个问题。首先，它滥用了普惠金融的声明，愚弄了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监管机构为了不阻碍技术的发展，逃避责任，说只要不申请牌照，就不归我管。监管机构只监管发牌照的机构，不监管我发牌照的机构，所以他们不管，这样就避免了和科技公司和这些平台的冲突。但这些P2P网络其实是影子银行，一旦出现大规模事故，还是要负责任的。第二，假设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审核客户信息是不现实的。有人主张，有了互联网和交易平台，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闲钱借出去，自己审核客户信息，决定借给谁。正因如此，可以说银行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做了之后发现，没有多少人自己下过功夫去阅读借款人和小微企业的信息，个人往往没有足够的行业知识和金融知识，很少有人这样做。导致P2P公司几乎100%从事资金池，形成影子银行。第三，完全依赖大数据和征信系统太理想化。有人声称，虽然个人没有那么多的金融知识、行业知识和对小微企业的详细了解，但如果能依托大数据和征信系统，P2P应该是安全可靠的。其实这太理想化了。这让人们想起了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强调中央政府可以获取所有的信息，通过精确的计算，有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即使现在有大数据，是否有足够的征信和处理能力来调配各种贷款，也是高度怀疑的。总之，要观察动机，才能支持那些真正搞普惠金融的创新。
动词（verb的缩写）关注各类FinTech公司的真实动机，提供正向激励。
正确的动机是靠新技术实现效率和竞争力，而偏颇的动机可能是瞄准客户的钱包，想吃利差，甚至是只顾自己。另一种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快速致富。刚刚提到有些BigTech希望赢家通吃，一个中等规模的FinTech，哪怕是一个小的，也很容易梦到独角兽。上市后想套现，剩下的就没人管了。但或许是没想到上市前就倒闭了，留下一地鸡毛。因此，监管者关注他们的动机很重要。这不仅是在FinTech领域，在很多领域都是如此。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可以阅读伊丽莎白霍尔姆的案例。金融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空间。在使用激励政策时，如资金托管和利息支付与否的规则，我们应该在观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正向激励机制，以鼓励正确动机的行为，谨防鼓励不良动机。
浅谈金钱与天秤
有兴趣可以看看IMF发表的eMoney的文章，其实很短。它总结了前段时间的讨论，人民银行也深度参与了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篇报道中提到的EMoney应该是稳定货币的概念。就是接受这样的观点，BTC和它的同类加密货币都想尽早收回，先交易再赚钱，价值很不稳定，从而毁了它作为支付货币的潜力。
2017年9月和10月，中国关闭了中国BTC的人民币交易平台。如果想交易，可以去其他国家的平台，比如日本。在国内，这些平台的投资者保护和消费者保护问题很难解决。这些交易平台建立后，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由哪个部门来监管。一般来说，可能是证券监管部门。但证监部门觉得这样挺麻烦的，又怕打压新兴技术，所以不愿意管。最后就没人管了。
此外，在中国的这些交易平台中，连锁价格操纵非常明显。2000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基金黑幕”，这是一种刑事犯罪，即利用对敲交易操纵价格。我们已经把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告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网上披露，经过观察，美国某交易平台90%的交易都是敲门砖，真正的交易很少。
埃莫尼接受了稳定货币的概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货币政策采取了稳定货币的做法。中国人民银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绍香港的纸币发行系统。在香港，有三家发钞银行，而不是金融管理局。以前有两家，汇丰和渣打。香港回归后，加入中银香港。未来无论是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发行银行不一定是央行。CBDC(央行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是一条出路，但如果技术不清晰，失误的损失会很大。有三家发钞银行，像香港。各发钞银行每发行7.8港元，需要有1美元的充分准备，并取得准备证书。其实这就是稳币的概念。
EMoney支持开放技术。eMoney支付系统的概念强调不局限于DLT技术，还可以采用基于账户的技术。早先在中国引进的基于往来账户的业务系统的成本已经降低到很低的水平，这些系统的运行是相当可靠的。那么，放权有必要吗？有必要选择非账户系统技术而不是账户型技术吗？IMF的文章认为没有必要过早下结论。
说到交费用，我再补充一点。天秤座说跨境汇款的费用很高，有的地方可能在5%左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目前银行支付系统的技术成本。银行支付系统的技术成本已经相当低，大额交易的收费是有上限的。金额越小，越贵。事实上，主要问题是一些跨境汇款存在行政障碍或不被鼓励。例如，输出国可能会增加对移徙工人管理的检查和行政障碍；再比如接收国存在外汇管制，不一定允许居民开立外汇账户。可能会强制结汇但提供变相补偿(比如过去国内的汇款凭证)，必然会增加管理措施；然后就是两家代理行的关系是否顺畅，能否为基层提供服务。这方面的缺陷会体现在跨境汇款的费用率上。
另一个障碍是汇率。小国货币汇率不稳定，应对汇率风险的办法就是多收费。既然有需求，有障碍，银行也要借机多赚，往往是按照过去的技术成本定价的。我听说香港最近开通了与菲律宾的快速汇款，不使用区块链和DLT的技术，而且收费很低。一种解释是，香港非常接受，愿意为大量菲佣提供便利。所以，并不是现在基于账户的支付系统技术成本高，而是有其他原因。
Libra没有详细解释其技术细节，以及它是否完全依赖区块链或联盟链技术。天秤座选择跨境汇款是明智的，也更容易接受。因为发达国家的零售支付和金融市场支付更方便，不太紧急，对TPS要求高。天秤座很容易从跨境汇款等TPS要求不高的服务入手。
埃莫尼建议，特别提款权可以被视为一种储备支付。为了能够支持跨境交易，eMoney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SDR，这导致了eSDR或dSDR。这代表了IMF应该管理SDR和成员国汇率的设计思路。
Libra没有明确说明保留监护权的问题。天秤座还提出了稳定货币的概念，即100%储备。然而，天秤座必须明确谁将持有储备。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自行车共享的押金一开始是没人管的，最后出了问题也拿不出来。几家共享单车公司都没有把自己的财务可持续性算好，搞了那么多补贴来抢市场，就这么先糊弄过去了，最后有的还不了了之。在此期间，很难说他们不想打客户保证金及其利息。所以天秤座要搞清楚谁在托管储备。白皮书好像说是自己协会主办，缺乏制衡，容易失败。储备的可靠保管是找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天秤座白皮书似乎已经透露，如果托管的钱有利息收入，将用于支持运营和技术更新，所以这可能会产生问题。一直有看客户口袋里钱的动机，操作容易出问题。
中国大约在7年前开始批准第三方支付公司，并发放了260多张牌照。每个人都非常热情。这260多家公司其实很多只是想搞预付卡吸收存款，运营客户的预付资金。真正的动机不是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支付服务，而是本质上通过预付卡吸收和使用客户的资金，就像银行吸收存款一样，从备付金中赚取利息，而不必像存款类金融机构一样满足高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不良激励往往会阻碍真正有效的技术被凸显出来，容易导致激励扭曲。
在制定金融政策时，我们应该尽量使用有效的激励机制，将这种不良动机降到最低。在这方面，美国的PayPal就是一个例子。PayPal的用户备用金托管没有利息。还有Apple Pay，用的是NFC (N
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找出金融服务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天秤座是100%储备，那就有保管问题了。如果你准备完全拼技术，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或者央行做无息(或者低息)托管。但是天秤没有说清楚。
储备计量与金融稳定。不仅仅是Libra，类似Libra的一种数字货币，未来成功后也会成为通用的支付货币。既然可以作为支付货币，也可以用于其他金融交易，如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支付贷款本息等。银行贷款可能是天秤衡量的贷款。
宏观货币经济学告诉我们，贷款创造存款。所以，在M0之后，还有M1和M2。让我们看看这个数量级是什么。截至2017年底，中国M0约为7万亿元人民币，M1约为54万亿元人民币，M2为169万亿元人民币。如果M1或M2出现挤兑，即使M0货币有100%的储备，也不能解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问题。储户要求支付时，无论是数字货币还是衍生存款、衍生权益，都只关心能不能支付。所以，虽然香港有3家发钞银行，但其实如果香港出现大的金融问题，比如挤兑，绝对不会是对3家发钞银行的纸币总面值的挤兑。这是100%的准备，但M1和M2没有。所以，并不是100%准备的M0就安全可靠，没有风险。那么，应该有多少储备呢？这需要有人来衡量。那谁能做这个工作呢？也就是央行做到了。稳定的货币是在密切观察BTC和其他交易中的混乱现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进步，但还没有完全阐明。要真正实现稳定，需要央行和金融政策的更多配合。
交换问题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Libra与一篮子多种货币挂钩，类似于eMoney。下面的问题是多种货币的比例，汇率，是否涉及相互兑换和清算。假设人们跨境汇款到家乡后，天秤在当地可能无法完全用于直接的商品交易，所以还是需要兑换当地货币。当地货币可能在也可能不在天秤座的篮子里。如果不在篮子里，还是有较大的行政管理和汇率风险；如果是在篮子里，但实际利用率和储备篮子不一样，还是会有兑换问题，这也会涉及到汇率。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回避中央银行，如何协调国际中央银行。也引出了这个世界是否需要有人来管理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及其形成机制的问题。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如果Libra成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M0、M1和M2扩张速度的问题。现有的把握扩张及其价格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要转移或部分转移给天秤，或者天秤必须设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天秤座可能会导致赢家通吃的局面。脸书已经拉了20多家大公司开始研发，下一步可能还会继续研发。所以从一开始就有胜利者或者先行者，这个标志会让一些人担心。
天秤座对中国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要考虑到数字货币，比如Libra，如果使用货币组合作为储备，肯定不会选择不可兑换货币，否则会有操作风险，比如服从外汇管制的风险。如果Libra成功，将对弱势货币、不可兑换货币和发展中国家货币产生替代效应。因为篮子里还是以美元为主，所以人们担心美元化。以前有替代，替代的结果就是美元化，会慢慢挤出小国的货币，尤其是货币政策失误国家的货币。这个问题不是天秤造成的，美元化在过去就存在。
我们可以观察到，宏观调控搞得糟糕的国家都可能会美元化，比如说津巴布韦。中亚一些国家看着不错，也有美元化问题，本国货币的综合使用占比相对不够高。因此，强势货币在全球化过程中会侵蚀弱势货币，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只不过如果Libra之类冒出来且能够普及成功的话，就可能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因此，这对人民币也是一个挑战。目前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要应对Libra的挑战，还是要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让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的一份子，并免受侵蚀与替代；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及逐渐扩大在SDR篮子中的比重，将涉及到很重要的政策选择。
《周小川：信息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
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发表的专题讲座
近年来，IT技术发展非常迅猛，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基础设施、移动互联网都在快速发展，特别是近来热度很高的区块链技术。当前金融界用得比较多的词是FinTech，最近又出了BigTech。另外，由于新信息技术所产生的金融业务多种多样，有P2P网贷、crowdfunding（众筹）、电子支付等。总之，技术进步会改造传统金融业务，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金融业务，同时也对公共政策提出了很多新挑战、新要求，会导致公共政策有很多新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经过两年左右的讨论，在2018年底BIS发表了题为《金融大科技公司与公共政策挑战》 （BigTech in finance and the challenge to public policy）的报告，主要强调BigTech的发展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我今天两小时的讲座来讲，该报告中提出的公共政策范围过于宏大，我想还是集中讲讲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政策部分。
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尤其在电子支付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央行和监管部门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新的动作，特别是较早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开展数字货币的研究，以及2017年相继停了代币融资业务和BTC在国内的交易平台等，也引起了国际上高度重视。这些事件都导致国际上希望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情况，中国金融管理当局都关心哪些内容，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什么。
针对新技术发展的金融政策一般原则
金融业本质上就是信息产业。金融业把信息处理看做是一种手段、工具，是一种科技对金融的支持，同时也确实认识到，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产业（IT）的发展。而IT界有人认为金融业就是信息产业。
首先，金融业处理的东西，早期还有现金、黄金、保险箱等实物的东西，但之后的金钱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M1、M2，由于计算机化，所以都变成了计算机里的数字表达。
其次，金融产品的定价，不管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都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决策，基本上也是一个信息处理行业。
再次，金融交易，如果去上交所、深交所和外汇交易中心一看就知道，基本上全是数据处理和网络化通信在运作，以至于交易大厅早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保留下来或者是为了有时可以参观一下留作纪念；或者是有时作为开会搞活动的场所。
此外，从IT行业来看，IT都有用户界面，可以认为银行、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就相当于IT系统的用户界面，按终端屏幕的信息去跟用户打交道的地方，但是核心系统是IT，包括ATM也是一种信息系统跟用户打交道的界面。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中国四大银行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的发展基本上也可看出，凡是IT抓得好的银行，或者说投资去用大系统的，发展就快。
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金融行业跟IT的关系都太密切了，因此必须高度重视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须对新技术非常敏锐，要有高度的支持性，同时新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宽容失败。因为新技术应用会有失败，也有些技术还没有投产或者还没用好，就已经被另一种技术替代了。
当前所热衷的东西未来究竟是什么情况，还很难说。比如，人民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Telecommunication是未来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一个核心关键，因此就开始着手抓卫星通信。当时地面通信尚没有好的技术，地面通信的传输力、可靠性和成本当时都不行，所以就搞了卫星通信，而且要从卫星地面站抓起。可是这个系统设计的400个C波段卫星小站还没有铺完，配套的设备系统还没有完全建好，就已经被后来的KU波段卫星通信和再后来的同轴电缆及光纤地面网替代了。这说明新技术的应用有风险，对此要宽容，应用系统的发展必须通过使用这些新技术向前推进，可能失败，也可能白花钱。这样的情况在金融科技应用里面有大量的实例。
我上世纪90年代初参观国际上某家银行的数据中心，当时有一个词叫“磁盘农场”，就是说有大厂房（大概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被称作“农场”，里面放的全都是磁盘组，用作数据存储。作为磁盘的后援，还需要几千个磁带盒作为更为海量但速度慢些的存储支持，并为这个存储支持而专门设计了机器人或机器手。一台机器那时候都是上亿元的价格。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技术，但也就持续了五六年，就被所谓的早期云存储取代了。
金融业要对自己的技术需求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轻易受IT供给方的推销宣传所左右。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搞技术创新的人都会宣传自己的新发明、新创造、新产品，当然宣传的目的是希望别人去买，而金融系统历来都是IT技术的大买家。国际上IT技术供应的大公司，一度最重视的就是金融业客户。随着社交网络、视频等出现，银行系统在信息流量方面的占比已经下降了，但是，金融系统仍是大买家，所以IT发明创造了新产品，向金融业推销的力度仍是很大的。有些创新技术发明商在推销时往往强调这是革命性变化、颠覆性创新，或者是关乎国家安全。对此，金融业自己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不能错过也不能误判颠覆性创新。
与此同时，从全球来看，尽管技术发展很快，但真正出现颠覆性创新的并不是太多，多数还是一种所谓的线性发展，就是一步步往上走的，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数线性发展的。如果真是出现颠覆性创新，不光是在技术应用方面，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框架，包括公共政策和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都会受到根本性的颠覆。当然这两者之间可能界限模糊，不完全是一目了然的。尽管供给方对新发明和新产品制造方面的推销，以及希望付诸应用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对此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
当然也要清醒认知社会上存在着推销贿赂、打舆论战以及政治游说。事实上，若干大金融机构分管科技的副行长或者科技部门的老总，身边源源不断地围绕着各种供应商，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在推销自己的产品。这几年抓的腐败案子里，也有收受科技产品推销贿赂的案例。推销者往往夸大自己产品的性能、必要性，以及产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等。另外也会有排斥对手的做法，包括在推介国产芯片、国产加密产品时，可能会说其他厂商的产品对国家安全负面影响非常大。确实应高度关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但其中或许也不乏夸大之词。其做法实际上是在自身技术赶超方面还没有足够雄厚的实力，希望通过行政办法挡住竞争对手，对这种倾向应引起注意。也有人试图通过媒体和舆论战对政策产生影响，甚至动用水军来打网络舆论战。
看着好像是产品、技术创新方面的内容，但是后面隐藏的利益也是不简单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亚黑海巴尔干央行俱乐部曾经有一次讨论，介绍了网络巨头寡头化（oligarch）的问题，主要是说某些IT企业及网络巨头如何对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又是如何主动与他们挂钩的。很多政治游说（lobby）会对金融政策产生影响，其中包括金融技术的采购和应用问题。
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应主要依靠民间的研发力量，依靠市场竞争来优选和更新换代。从政策制定来说，总体要对IT保持敏锐、支持和宽容。技术的优化选择要依靠市场和民间的力量。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谁也不能在事前预估得准确和周全，技术选择也很有可能失误。
回顾历史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从发展历程来看，如前所述，多数技术发展实际上还是线性发展，还是沿着历史的足迹逐步发展并更新换代的，比如大数据和云计算。
第二，通过历史可以研究技术选择问题。虽然金融业“财大气粗”，最先进的东西都敢买，但是选择上还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商业机构的选择出现失误还相对易于被接受，但如果是政府选择或央行选择，一旦失误就有很大的声誉风险。从金融界来讲，央行、监管部门尤其重视声誉，特别是央行。因为央行的声誉不光体现在科技路线上，更主要的是事关货币政策的声誉。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跟公众沟通，传递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定力。如果央行声誉受到损失，包括在搞数字货币时，如果有声誉损失，很可能其影响远非投资受损和技术系统报废所能衡量的。
央行在技术选择方面，要认真考虑自己的角色。首先是自身技术能力的供给问题。当新技术出现时，大家都有积极性，央行、监管部门也都会有积极性，但要看到真正实力强大、能够吸引人才的创造力还是在市场、在民间力量。央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帮助建立竞争性环境，使得最优的技术顺利凸显和发展，通过竞争选优来实现应用更好的技术。也有可能未来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不存在最后的优胜者，而是因为进步速度很快，使得一种技术在某一个阶段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还会有另一项新技术出来，一浪接着一浪地往前推进。而且有可能在同一个时点上有两三项技术比较占优，但是并不见得谁能够有绝对占优的局面。这在科技上也是常有的现象，有可能在中间产生一种协调、通用、可切换的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彩电时，彩电主要有三种制式：美国的NTSC，欧洲的PAL，俄罗斯和中东的SECAM。中国当时正好在选技术制式，但不容易选，因为选择就必须有取有舍，一旦选完了就不好改。当时中国选择了PAL，后来电子技术能力提高了，出现了能够把三种制式统一在一起的自动切换的IC芯片，结果问题就都解决了。手机也是这样，二代手机到三代手机，有GSM系统、CDMA系统（码分多址），多址技术又分CDMA、TDMA和FDMA。最开始GSM和CDMA是非此即彼，后来出现了一种手机是双卡双待，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有可能同时有两个技术不相上下，或者争得不可开交，在此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统一融合或可切换的兼容性措施，使得它们能够共存。
关于BigTech
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先抢流量再说，最早是先抢点击率，后来是抢流量、抢客户、抢份额，占了大头再说。在抢流量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烧钱”现象。对此，我们提出可以参照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做法来加以应对，以利于公平竞争。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事后会造成损失。这个损失一般在实业界可能比较有限，譬如在共享单车市场。但如果发生在金融界，这个损失恐怕会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从补贴和低价倾销的角度来说，WTO用的概念是反补贴（Countervailing）和反倾销（Anti-dumping），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具体的区分。当前因为全球正关心WTO改革，所以补贴概念也非常受到关注。
一种补贴是政府补贴，这种补贴有一部分是允许的，比如基于社会目的或扶贫，但若是对竞争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补贴，一般是不允许的，所以在农业补贴上分成了绿箱补贴、黄箱补贴、红箱补贴，明确规定了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可以研究的，哪些是允许的。
另外一种补贴是交叉补贴，交叉补贴在转轨国家历来受到很大关注，譬如说某个出口产品名义上没有财政补贴，或查不到财政补贴的迹象，但实际在投入品上有补贴的话（包括能源、原材料和其他的投入品），最后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含了补贴的。“赢者通吃”有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直接补贴现在更主要是靠“烧钱”，烧风投的钱，烧ABCD轮融资的钱，最后烧IPO的钱。这个钱是可以先拿来烧，拿来抢流量，占市场份额，至于以后怎么样再说。
以后可能出现两种局面：一个是把对手都压下去了，市场份额够大从而体现了规模效益，也许能够活下来；另一个是也许把对手都打下去以后，就可以提价。如果失败了，最后是一地鸡毛，不知道找谁收拾。交叉补贴，等于是用其他产品去补贴要抢占份额的产品。在支付系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最开始为了抢客户，可能会动用客户的支付资金收益去补贴产品削价；也可以倒过来，如果产品销售赚了钱，为吸引客户的备付金（从银行转移到支付系统备付金），也可以去补贴理财业务收益，让客户向其聚集。这些方式在实业领域中其实并不奇怪，也已经反复发生了，但在金融领域涉及的金额则会非常大。
所以大家看到，实业出了不正当竞争和扭曲，往往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而金融系统出了几件事后果就很严重。比如，云南泛亚的问题、E租宝的问题，加上现在看到的几千家P2P网贷中可能有相当高的比例都不能生存，会遗留巨大的清偿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要高度重视公平竞争问题。
面对多种挑战的金融政策选择
金融市场格局和监管格局将受到IT科技的影响。金融科技公司作为金融服务业的新进入者，有一些是拿到牌照的，有一些是没拿到牌照的。还有一些不想申领牌照，他们想做金融但不想受监管，更不想承担资本充实率、各项风险准备和拨备等高成本。这些新的金融市场进入者不但对市场格局产生影响，也会对监管格局带来重大的影响。新进入者，尤其是BigTech公司，对市场格局的影响会更加凸显。
另外一个入口是普惠金融，或者说的是为了普惠金融。有的人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子要求进入金融服务业，这也给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近来一个挑战是P2P网贷。
P2P最开始出现时，实际上就有两个疑问（至少央行和监管部门是有疑问的）。一是它建立的基础是将来任何有钱的人，都可以自己通过审查借款人的信息和资信来决定是否贷款，从而有人预言未来银行会消失掉。因为大家都可以做，用不着搞一个机构专门去做。这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忽悠”，是散布一种幻想。因为信贷的信息量很大，其专业性工作需要深度，往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事实上，在P2P上贷出资金的人，往往对这种非常详细的信息工作并无兴趣，多数人只是追求回报。二是新进入的金融科技公司也带来了监管问题，即是不是应该纳入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领域已明确提出需要关注影子银行的问题。那么中国P2P这个做法是不是影子银行？当时全社会对“互联网+”正高度推崇，各部门领导管的并不一样，有的特别关心学生贷款，有的特别关心农民贷款，但是不分管金融。因此，国内的确遇到了舆论方面的压力，所以监管部门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采取的策略是，只监管发牌机构，谁在我这里申请牌照，我给了牌照了才归我管，否则我不管。对此，也有不少人明确表态说这不行，既然是影子银行，也就是没有拿到牌照的银行机构，如果不管，出了问题就会与国际金融危机时出现的问题类似，所以这是不行的。但是监管部门觉得压力大，所以不太想管。类似责任问题还曾发生在非法集资（当时问题还没有搞那么大）究竟由谁管的问题上。后来成立了一个部际联席会议，最后定的是让当时的银监会牵头。也就是说，出现了公共政策问题，虽然大家可以推来推去，但最后还是得有部门负责。近来P2P出现“一地鸡毛”的状况，各省报上来的问题金额加起来非常大，高层有人问这个事到底谁负责？最后是银保监会负责监管。所以说IT的发展对市场格局和监管格局都带来了挑战。
金融牌照与监管博弈。准入政策要定义金融业的边界在哪儿，谁是金融业，谁不是金融业？过去金融业内部分业也相当混乱，谁是证券业，谁是保险业，谁是银行业，谁是信托，这些划分历来有点头疼，以致涉及BigTech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浑水摸鱼。譬如最开始的支付行业，第一张第三方支付牌照给了支付宝，后来支付宝又挂了余额宝，于是就开始有争议了，余额宝里的钱究竟算支付备付金还是算存款呢？这涉及是不是银监会监管的问题。如果说算存款，就需要承担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等要求。余额宝后来又挂上了天弘基金，而天弘基金就归证监会管了。如此，BigTech就可以在监管部门政策中间分段选择，谁的政策对我有利就向谁靠。
所以，边界政策和许可政策中间也会出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动机上的问题是FinTech和TechFin既不想拿金融牌照，又想做金融业务，因为这是最节省成本的。商事制度改革后普通公司的注册一两天就可以拿下来，资本金也无要求，其他方面的要求也都非常松，而分类金融牌照既难获批又成本高，还要受更严格的监管。
尽管我们最开始就提出金融监管方要对新科技的发展保持敏锐、支持、宽容，但在初期对是否发牌照的问题，监管部门也不一定有那么足够的科技知识和清晰的科技预见性，所以发不发牌照确实很难办。如果不发，有可能压抑了某种创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因此，如果想采取支持、宽容，或者说绝不当绊脚石，就需要非常慎重地运用许可、牌照的办法。
试点的可控性、可退出性和“沙箱”。试点的可控性和可退出性联系着“沙箱”。从一开始听说“沙箱”到现在，它似乎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最早英格兰银行行长在BIS会议上介绍的“沙箱”，强调了实验边界的可控，以及试验后使对象系统能够完全还原，这样就不会造成额外损失。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做试点，但是同时需要能让它翻回去，最后复原且没有损失。后来，对“沙箱”又有不少概念上的描述和补充，说法也不尽一致。
对于可试点性，一个讨论对象就是支付系统。最早瑞士一家公司搞的数字货币是有形的（当然都是在终端设备里面的有形），几年以前作过介绍。当时的感觉是试用范围难以控制，尤其中国有14亿人口，很难控制，所以瑞士人也认为，最好找一个小国来实验，因为小国实验的评判和纠正比较容易，虽然不能要求“沙箱”全部还原，但是损失会很小。事实上，小国货币和大国货币的换代难度大不相同。有人抱怨人民币印得不够漂亮、材质不够先进，其实换代的技术早有准备，但人民币换一代需要很多个年头。不像一些百万级的小国，头3个月可以新币、旧币同时使用；3个月到6个月旧币可以到银行网点兑换为新币，但是零售中旧币不能使用了；而6个月后到一年间全国就只剩2家银行可以兑换；再以后可以留一个长尾，比如就只能在央行经过审查后可以兑换，不提供方便性。这样的换代在中国做起来则可能要十年，其中成本巨大，并且如果出错很难重启。
当年我还在证监会任职的时候，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假身份证。上世纪90年代有人开户用的身份证可以是一麻袋一麻袋收来的，主要是为了操纵价格。于是证监会希望公安部能换一代新的身份证，但却得知换一代身份证需要10年时间。所以，数字货币如果能找小国做试点，成功并完善后，再在大国推广，是稳妥的。
部分中国人赌性比较强，虽然我们不专长研究这类规律，但是根据统计观察不得不承认，类似的非法集资或过度热衷于赌博式投机的事情在中国很容易出现。一个产品开发出来以后，如果很容易引发过度投机问题，或者会有较多的普通人上当受骗，且出现问题时群众会向政府抱怨，乃至上街抗议，那么这样的事情还不如停止其操作，又或者可以鼓励从小的受限的地方开始试点。比如，2017年，BTC和人民币之间的交易被停止，后来大量的BTC交易流向了日本。为此，如何保护消费者或如何保护零售投资人，也应是试点必须考虑的政策内容。
加密数字货币或者类似的代币，应考虑百分之百现金备付。近几年，人民银行在国际上讲此事时，多次引述香港发钞100%的备付金的例子。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拥有两个发钞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回归过程中银香港成为第三家发钞行。三个发钞行的货币可以不一样，ATM完全统一也有一定的难度，三家行的钞票清分、回收、发放渠道、验钞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香港金管局要求尽量统一，但未必百分之百做到，而允许求同存异、略有竞争。最根本的问题是三家行的钞票是否归属同一价值，靠的是各家发钞行每发行7.8港元，必须有1美元上交到香港金管局作为备付金，香港金管局会出具一份备付证明书，据此可以印刷钞票。但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如印出来暂入库存的是否计算在内？钞票M0流通后会放大为M1，要不要备付金？总之，这些都关系到币值是否切实能够稳定住。所以，我们主张如果试点数字货币或者类似的代币，应考虑有百分之百现金备付。可是马上会有创造新币的人提出争议，因为他们本以为印刷钞票是白赚钱的事，如果执行现金备付，岂不是断了财路？确实，印刷钞票不应是如此轻易赚钱的，而是要通过支付业务服务，体现其附加价值，同时还要保证在交割、清算、系统维护、清分、兑付等方面的激励机制。再者，还需要考虑公众利益的问题，支付机构不能只关注客户口袋里的钱，对于吸存吃利差的动机要防止，也不能自融，更不能想要通过印发钞票来直接赚钱，这都是需要加以制止的动机。
BTC和某些加密货币的交易价
值变动非常大，已导致其脱离常规支付业务，引起各方关注，业界也开始提倡稳定币，不能靠市场交易来形成其价值。但是，机制上如何实现？任何机构都有头寸管理失误、引发违约或破产的可能性。前面所说的百分之百备付金，不仅是自己声称的稳定，而且必须有牢靠的数量监控、托管规则及正确的激励机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人民银行推动的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的设计思路。第一，既然要支持科技的发展，又要防止出问题，在DC/EP的设计上，不应预先选定某个技术，而是要依靠分布式研发，市场竞争，尊重市场的选择。既包括以账户为基础的电子支付渠道上的改进、扫码支付之类的移动支付，也包括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DLT）类加密数字货币系统。第二，有些不同体系的技术可能会并行发展，可以鼓励多家协同发展和快捷切换，但主要是发挥市场积极性。事先不易确知谁家最好，大国央行也可以有自己系统，但是不着急进入零售支付环节，也不要认为自己就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第三，央行需要准确测定核算并建立托管规则，实现百分之百备付金来保持稳定，同时校正激励机制。第四，试点还是要尽可能地限定范围，退出的事前设计就像写“生前遗嘱”一样，如果出问题怎么退出呢？要事先设计好。技术发明者、创新者也许不热衷此设计，央行应要求其做充分的设计。第五，要防止靠烧钱、靠变相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去抢市场份额并扭曲竞争秩序。
总的来说，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很大，挑战也很多。今天主要聚焦金融科技对公共政策的挑战，科技发展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金融政策最重要的是有宏观调控性，一般业界不会考虑对宏观调控有什么影响，但是宏观调控者则必须有所考虑。宏观调控包括货币创造机制、偿付能力、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从监管的角度看，还需关心网络安全、防止欺诈、隐私保护，以及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这些问题也都涉及金融公共政策，其中有一部分还涉及立法。
所以总结起来，既要强调大力支持科技发展，要敏锐和宽容，特别是要通过竞争机制进行选优；同时又要考虑金融稳定及宏观调控现有措施和政策的适用性，整体经济和消费者不会受到大的负面冲击，特别还要防止诈骗。要考虑普惠，以及重点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科技力量发挥正能量，也就是主要通过效率来改进金融服务。对于金融政策来讲，存在许多新挑战、新课题，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努力，同时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研究，不断体会，不断积累，才能够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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