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内容摘自《链政经济：区块链如何富裕新时代治国理政》(2019年9月)。作者：吴桐，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麦田金融CEO玉龙。“变法四君子”之一的朱家明、林左鸣和李晓东，都作了自序推荐。蓝色小字是这个号码的音符。
自2019年6月脸书首次宣布“天秤”计划以来，它已经与全球监管开战了一年多：它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质疑。2020年12月1日，脸书官网显示，“Libra”正式更名为“Diem”，Diem协会(Diem)负责这一数字货币项目的运营。有网友戏称：“天秤座”必须死！
Diem协会的成员都是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巨头，Diem的储备资产以一篮子法定货币银行存款和短期国债为基础，体现了现阶段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合流。但未来数字资本主义在货币金融领域拥有足够的实力和话语权后，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之间可能会出现分歧和冲突，新的数字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形成。未来，数字金融资本主义很可能成为引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
虽然区块链也属于数字技术范畴，但最初的区块链项目并不被主流数字企业所接受。数字技术巨头已经成为新的中心，完全去中心化的概念并不符合这些巨头的利益。然而，近年来，数字企业及其所代表的数字资本主义越来越有动机染指货币金融服务，这也是传统金融机构所不能接受的。区块链为数字资本主义染指货币和金融服务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事实上，数字资本主义是在过去十年中逐渐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与金融资本主义集中在美国东海岸不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数字经济公司都集中在硅谷和美国西海岸。它们为万维网提供基础设施，建立通信和用户活动的数字模式，并提供数据联网所需的软件和硬件。作为战略数字网络的核心运营商和数十万员工的直接或间接雇员，这些领先的数字企业不仅为商业互联网，也为许多其他部门创造了工作条件。领先的数字企业，如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和微软，通过利用数字产品的网络效应和扩大机会，建立了一个社交技术生态系统，希望成为强大的垄断企业，实现了对信息的垄断，并寻求在更大程度上染指货币和金融事务。
目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技术创新的浪潮中，尤其是在以下三个因素的推动下：
第一，数据存储、处理和检索的革命(大数据)；其次，数字设备正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传播和相互关联。第三，智能算法的发展。数字化已经影响到所有生产领域和劳动力市场的所有部门，因此它可以作为合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变革的基础。数字化正在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改变工作、商业战略、工作概况、组织政策、生产链、就业形式和劳动关系。
在今天的数字经济中，垄断倾向来自于制度的“马太效应”，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供给上存在规模效应，即数字产品的开发成本很高，但生产每一个单位(如软件)的边际成本极低。由于边际成本为零，企业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销售大量产品，甚至以免费配送作为提高长期顾客忠诚度的手段。
其次，在需求端，数码产品带来的特定网络效应使得其用户越来越多。当对数码产品的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它的需求就会变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产业垄断资本主义往往以“自然垄断”为基础。事实上，它们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数字资本主义垄断。
事实上，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人与生存资料相分离是资产阶级推动的最初变革。在15世纪，这种分离表现为农民与土地的分离。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导致在生产之外，资本仍然寻求一种与工业社会发展初期对土地的暴力掠夺类似的原始积累。金融资本主义以市场化与自由贸易为前提，通过金融机制、军事干预等方式使现有的资产贬值，然后把廉价原材料释放到新自由主义市场中，通过技术变革和投资使劳动力贬值。
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存在于生产领域，还存在于流通领域。例如，金融机构将家庭储蓄导向金融市场，产生了“剥夺性利润”。这类金融利润来自流通领域，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生产过程无关。总的来说，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获得低价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这个过程出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环节，技术开始发挥直接作用。
而数字资本主义将剥削进一步深化，将剥削扩展到了民众更为一般的行为产生的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提取数据的方法虽然不断进化，但仍然存在诸如分析样本不足、数据延迟、效率低下等问题。如今，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数字平台则克服了这些缺陷。
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重要的要素，数据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数据不仅影响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同时影响数字资本的再生产。注意力经济(Economy of Attention)不能保证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性发展。为了维持源源不断的数据量，平台必须具有不可分离的依赖性，规范用户的行为和交往方式。
网络平台的垄断性特征和“一般数据”的支配性地位。平台成为赢家是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直接导致的，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的原始积累向网络空间的扩张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密不可分，必须关注网络用户与非技术劳动者的未来发展，并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前提、积累过程和运转趋势进行更加深人的剖析。
归纳而言，数字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用户活动的使用价值被无偿占有。
由于市场竞争的原因，数字资本对数据的占有呈现出垄断的趋势。数据进人资本主义生产必须要面对数据的隐私权问题，这实际上是用户活动的使用价值被无偿占有、用户与其生活资料的分离导致的数字资本家与用户之间的矛盾。经济学家利用“科斯定律”为数字资本家的无偿占有辩护，其观点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它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
而对数字资本家来说，数据是具有生产性的价值的，平台的作用就是将用户的数据放入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数字资本家把用户的活动视为数据的天然来源，这不仅贬低了用户活动的价值，而且也垄断性地占有了“一般数据”，即剩余价值的新来源。
从某种意义而言，可以将用户活动视为一种“新的劳动形式”，将其定义为知识劳动或网络劳动，并将其统统划归为劳动异化和劳动者的异化，进而以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数字时代的异化劳动、阶级斗争。
在数字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平台并没有将网络用户直接转化为实质性的雇佣劳动者。平台提取、使用用户的数据实质上是对用户活动的使用价值的剥夺，是对用户的社会生活与交往形式的间接的共同占有。用户无法阻止自己产生的数据被平台共同占有与使用，这种资本积累的手段看似是非暴力的、非强制性的，但实质上是资本对“普遍的用户”的剥削。
第二，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交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
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存在固有的内在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原始形成，完全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资本积累了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一句话，积累了同土地相分离的，而且本身早已将人类劳动吸收在内的劳动的客观条件。”
数字平台的建构就是生产出数据被提取和使用的客观条件。斯尔尼塞克认为：“通过提供不同群体之间的基础设施和中介服务，平台将自己定位为可以监视和提取这些群体之间的所有交互性操作。这种定位是它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来源。”从数字平台的生产过程来看，用户产生的数据是平台的生产资料，因此占有数据是平台生产的必要前提。平台所有者利用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获取用户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工程师的分类和整理形成有效资源，用来生产客户需要的广告、服务等商品。这既是商品的生产过程，也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
数据的所有权归平台所有是平台对用户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无偿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在那些繁复难懂的合约中，数字平台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数据的原始积累。广大用户不仅不占有平台的商品，而且很有可能成为这些商品的消费者，从而促进资本的再生产。
第三，广大社会民众的无产阶级化。
普通用户是这次无产阶级化的主体。在资本积累的历史中，人的角色不断转变。从农民到雇佣工人，再到如今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平台用户。由于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机器、系统、服务、网络等各种技术客体都能够使主体丧失知识和记忆。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认为，技术的发展导致无产阶级化的不断加深以及人不断地失去知识。自资本主义发展之初，人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就不断发展，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斯蒂格勒将无产阶级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了劳动者技术知识的无产阶级化；第二个阶段，20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导致了消费者生活知识的无产阶级化：第三个阶段，也是目前所在的阶段，21世纪的数字化导致了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即心灵的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化就是人失去所有知识（即技术知识、生活知识和理论知识)的过程。
尼克戴尔-怀特福德(Nick Dyer一Witheford)提出了“赛博无产阶级”(Cyber一Proletariat)的概念，他提出：“我们所描述的赛博无产阶级，即数字资本机器对人性的压制，从中诞生了大量的稳定就业之外的剩余人口。”数字资本的积累不仅仅是对从事数字劳动的劳动者的剥削，也是将大量的人口变成失业人口的过程。数字智能化代替人的就业并不是人的解放，而是意味着大量的人沦为无用的人，即新无产阶级。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必然导致大量赛博无产阶级的出现。
资本主义通过数字技术向网络空间扩张，将网络空间纳入了资本积累的范畴。由于网络空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明确的界限，因此，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基本处于全球性背景中。尽管数字化发展必须依托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但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自身呈现出其他特点：第一，资本主义在空间地理上的扩张是有限制的，但数字平台的生产过程却不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只要技术不断发展，原始积累就不会停歇；第二，技术在生产中起主导性作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具有高级技术知识的劳动者（计算机工程师）和大量的网络用户，而不再需要普通的劳动力。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是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一次重大转型。从泰勒制、福特制到丰田制，精益生产曾是转型的最终目标。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转化为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融合使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商品和消费机会。数字资本主义的形成给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变革压力，引发了去制度化和转型的进程。这种变革的压力反过来又导致了新的社会秩序的出现，这些社会秩序叠加在一起正在促进形成一种新型的数字资本主义经济，数字资本主义经济绕过了常见的开放市场型颠覆性技术和商业战略将传统的经济部门引入所谓的“数字旋涡”。
数字资本主义对信息和流量入口实现垄断之后，将目标瞄准了更高阶的权力——货币金融权力。事实上，进人21世纪后，金融资本主义经历过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为2000年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这一阶段传统金融范式经历了繁荣与危机。第二个阶段为2007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特征是科技被作为一种重要工具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金融业中，从互联网金融到层次更深的金融科技的发展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征。第三个阶段自2019年开始，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特征是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基础性技术（制度性技术）出现在金融业务中，而不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Diem的出现和开放式金融的发展拉开了这一时期的序幕。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时期的最大推动者即为数字资本主义。
但数字资本主义现阶段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影响力远不能与金融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因此“合流共谋”是对他们而言比较明智的策略。这也是Diem选择基于一篮子法定货币的银行存款和短期国债作为储备资产的原因。对于金融资本主义而言，人们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数字化程度提高也要求金融行业的运作方式发生变化，货币金融运作模式的社交化、隐私性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跟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一定程度的结合共谋也符合现阶段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金融资本主义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在共谋中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随着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共谋程度的加深，未来两者可能出现分流和倾轧。但是基于两者利益的共同点，可能会诞生新型的数字金融资本主义。认清这一现实对于把握全球数字金融的演进趋势、占据数字金融竞争的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4月14日，金融稳定委员会发布了《解决全球稳定币项目所引起的监管、监督挑战》 ，提出10项监管建议。该咨询报告将递交给2020年4月15日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仅仅过了一天，Diem协会便发布白皮书2.0版本，接受“招安”之心甚为急迫。事实上，公众咨询期到2020年7月15日才截止，最终建议的反馈也到2020年10月才发布。Diem协会的快速反应表明其对FSB、BIS(国际清算银行人G7、G20、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入WB(世界银行)等制定全球货币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度设计者意图的深刻领会。既然Diem协会早晚都要妥协和让步，还不如早妥协，早妥协早干事。
之前或许Diem协会和Facebook对挑战现有货币金融秩序还抱有一丝希望，后来Dem协会深切体会到了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监管部门和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态度。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公共权力和民众自由的跷跷板上倾向了公共权力。在这种时代大幕下，之前的一丝希望也不复存在。毕竟“大争之世不是大作之世”，作“是目空一切地挑衅与宣泄，越作死得越快（似曾相识）。而“争”是在认清形势的情况下有理有据有节地斗争与妥协，妥协也是“争”的一部分，是“争”的静止状态。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世界经济衰退、失业率屡攀新高的情况下，具有“争”的能力是幸福的，没有“争”的能力只能被动坐等“直升机撒钱”。
2020年4月，美国密歇根州和华盛顿州的众议院议员Rashida Tlaib和PramilaJayapal在其提出的关于援助美国社区的议案中再次纳入了有关数字美元以及数字美元钱包的内容。在新冠疫情之下，美联储直接发行数字美元的计划看似呼之欲出，但最终因各种原因废止，这意味着美联储直接发行数字美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Diem满足金融资本主义的监管要求后，支持并规制Diem才是更加符合金融资本主义利益的占优策略。
Diem协会本质上代表了兴起于美国西海岸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利益，数字资本主义信奉“算力即权力”，与大本营位于东海岸的金融资本主义既有利益契合点，也有利益分歧。利益的契合点在于金融资本主义可以为越来越依靠流量变现的数字资本主义注人源源不断的资金，2019年Facebook的年报显示，其超过90%的营收来自流量变现。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钱，尤其现在经济下行、失业率高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流量变现越来越难了，“地主家里也没余粮了”，而印钞机就掌握在金融资本主义手中，这是危机时期的大杀器。数字资本主义可以将剥削进一步拓展到普通民众日常行为产生的数据，这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更深层次的剥削，数据资产化的大蛋糕金融资本主义不会放过，这需要数字资本主义提供生产资料。从利益契合点来看，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合流有可能实现双赢。代表数字资本主义利益的Diem的抵押资产是金融资本主义发行的银行存款和短期国债，而数字资本主义则充当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打手”，去全球攻城略地，摧毁一些主权信用不牢靠的国家的货币体系。
Diem2.0本质上就是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合流的投名状。综合而言，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谁的实力更强？肯定是金融资本主义，毕竟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与积淀，而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其量也就是二十多年的事儿。就像大宋和大辽，大宋的综合国力更强是毋庸置疑的。谁的侵略性更强？肯定是数字资本主义，因为业务发展快，富起来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儿，更多地保持了创业时的冲劲儿，“996”在互联网公司基本上是家常便饭。在金融领域对大多数人而言，按时上下班才是常态。就像大宋和大辽，大辽的侵略性更强。Diem协会做的事儿，本质上是数字资本主义涉足了本属于金融资本主义势力范围的货币金融业务，人侵了金融资本主义的业务范围，从金融资本主义的碗里抢饭吃。
金融资本主义一琢磨，Diem第一版白皮书已经发布了，天下都知道怎么去搞全球稳定币了，全面禁止是禁不住的，因为这事儿赚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艇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所以不如让Diem发出来，因为一旦Diem发行，那些中小型数字科技企业再发稳定币，不用金融资本主义动手，Diem分分钟就把它收拾了，那些稳定币是一定竞争不过Diem的。同时，Diem还可以帮最体现金融资本主义利益的法币——美元去新兴市场经济体这片大草原上扫荡，因为Diem不是美国政府发行的，而是由商业机构联盟发行，官方色彩较为淡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治阻力。
但是金融资本主义也有同意Diem发行的底线，就是Diem要不损害其根本利益，按照其模式，符合其监管要求，如果以上的“约法三章”都能满足的话，同意Diem发行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Diem获得的显性和隐形收益也就是金融资本主义送给数字资本主义的回报。不过这些回报对于金融资本主义而言只是一小块蛋糕。但不要忘了批准发行的前提是“约法三章”：不损害金融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按照金融资本主义的模式，符合金融资本主义的监管要求。理解与预测之后所有的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博弈都离不开这“约法三章”。
Diem在第一版白皮书中宣称采用基于一篮子货币法币资产抵押的模式体现了不损害金融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其“Diem协会——经销商——用户”的二元模式借鉴和学习了金融体系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破折号用户”的二元模式，在第一版白皮书中提到的KYC/AML/CFT监管框架以及其反复宣称的“金融监管部门不同意就不发行”体现了符合金融资本主义的监管要求。不过这还不够，通过九个多月与主要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Diem协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FSB将《解决全球稳定币项目所引起的监管、监督挑战》 提交给G20一天之后，Diem2.0就“如期而至”了。接下来我们逐一看一下四条修改措施。
2020年4月16日，Diem协会发布白皮书2.0。在白皮书2.0中，Diem支付系统设计方面做了四项重大更改，包括：第一，除了基于一篮子法币抵押之外，Diem还将提供基于单一法币抵押的稳定币。Diem协会决定添加单币种稳定币来扩展Diem网络，最先会从原Diem一篮子锚定货币中的一些法定货币开始，比如单一美元锚定Diem:Diem USD(USD入、单一欧元锚定Diem:Diem EUR(EUR)、人单一英镑锚定Diem:Diem GBP(CBP入单一新加坡元锚定Diem:DiemSGD(SGD)。笔者在2019年9月发表在《贵州社会科学》 的《Facebook加密货币Diem的经济学分析：背景、内涵、影响与挑战》 中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这篇论文也是最早发表在CSSCI的研究Diem的论文之一。Diem本质是一个全球影子银行，存在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用户倾向于将单一货币兑换成Diem代币，但Diem代币却基于一篮子货币计价，在资产端和负债端存在货币错配。此外，用户可随时向经销商双向兑换Diem代币，但Diem资产池具有一定的投资期限，经销商和Diem协会无法实现时时兑换，这导致了期限错配；同时，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可能会相互强化，加剧错配程度和金融不稳定性。这也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向新兴市场经济体传导的根本原因。尽管基于一篮子法币抵押的Dim稳定币没有被废除，但这种模式的稳定币不会被应用在美国、英国等主流欧美国家之中，仅可能被应用于广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美国、英国等主流欧美国家仅可能使用锚定本国货币的Diem稳定币。
事实上，如果Diem锚定一篮子货币，那么确认货币篮子的权重本身就是一项重要权力。凭什么货币篮子的权重Diem协会说了算？Diem协会对外宣称的比重在2019年发生过变化，如果给Diem协会留下修改篮子货币权重的权力，那如果之后Diem发展壮大了，会不会“废天子而自立”？如同20世纪70年代美元废黄金自立一样。因此，金融资本主义不会把这种权力留给数字资本主义，而会要求Diem必须锚定单一法币。
第二，通过强大的合规性框架提升Diem支付系统安全性。这一条改进没有特别的含义，对于任何支付系统合规性和安全性都是应有之义。Diem协会已经吸收了监管机构的反馈意见，并会持续开发一个满足金融合规性和全网范围风险管理的框架，并制定反洗钱(AML)入、反恐怖主义融资(CFT)要求，满足合规以及防止非法活动的标准。
第三，在保持主要经济特性的同时，放弃联盟链向公有链系统的过渡计划。
笔者在前述论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向公有链转换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在于区块链的工具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技术极客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世界面前不值一提，区块链最后一定会“活成自己当年最讨厌的样子”。区块链在我国的落地路径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区块链重要讲话也是体现这个特征，通过区块链可以大大提高集成化程度和可追潮性，这完美契合了政务系统的要求。因此，再回到去中心化、难以管控的公有链无异于天方夜谭了。
第四，为Diem的资产储备建立强大的保护措施。这一点平谈无奇，属于应有之义，不再赘述。
认清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趋势对于我国建立链政经济体系，建设数字金融强国，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毕竟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有充分的准备。
Diem（原名Libra），是由社交巨头脸书Facebook提出并主导的数字货币。
2021年5月13日，Diem协会发布推文称，正在简化Diem美元稳定币的发行计划，将其主要业务转移到美国，纳入美国监管范围，将在美国运行其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系统。
2022年1月16日，Meta宣布将以约2亿美元的价格将技术出售给Silvergate。据了解，Silvergate是一家位于加州的小型银行，其主要业务聚焦于为比特币和区块链公司提供服务。
2022 年5 月13 日，新成立的创业公司Lightspark 宣布了一轮未披露金额的融资，领投方正是区块链行业的两家顶级投资机构A16z 以及paradigm。
如果说新公链Aptos、Sui 以及Linera 是Meta Diem 项目的躯壳继承者们，那么Lightspark 便是Diem 唯一的灵魂继承者。
金融科技师算法时代的铂金认证证书CGFT金融科技师认证，以“金融科技”为抓手，培养既熟悉金融业务，又懂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的复合型能力，是金融数字化转型大量需要的行业通识人才，也和元宇宙、web3的核心人才特征一脉相承。
CGFT金融科技师认证，是金融职场升职转岗的利器、大学生金融求职，其他想转行金融的人士敲门砖， CGFT根植于上海，伴随中国GDP即将来到世界第一，上海3-5年或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双第一城。CGFT以“国内认可，全球同行，行业推崇”为目标，打造成为全球金融圈人才认证的“世界标准”。